作为一个毫不害怕承认自己曾经是愤青的人，我一直非常想读余杰的书，毕竟他曾经号称是中国当代热血青年的领军人物，虽然他也许并不齿这类称号。但不知什么原因，直到我过了20岁，已经不在那么坚定的相信民族主义或者自由主义那一套，也就是说我不再那么右也不在那么左，不再那么愤世嫉俗的时候，我突然捧起了他的书，并且只用了三天就看完了一本。
读着读着，我总觉得与我记忆中，概念中的那个余杰，有些不一样。一方面，他的评论确实犀利，他的眼光确实独到，他的价值观的确特立独行，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，缺了点让一个杂文家之所以伟大的东西；一方面，他的意识形态明显的美国化，他对基督教文明的崇拜，却又没有详细的理论解释他为什么崇拜这种信仰，不由得让人觉得有点不快。
看到维基百科对余杰的评价，一部分人认为他是自由派的领军人物，是当代少数敢说真话、敢于直面社会现实的文人和学者；一部分人认为他已经成为一个通过文字讨好各方的谄媚文人。我觉得这两方的观点，正应了我的两个感受。
他的一些东西还是非常令我赞同的，例如对暴力文化的批判，对“儒文化是新世纪的世界道德”的批判，对高等教育的忧虑和见解，都可谓精辟。但不知是因为时间过去较久，一些时评已经失去当时的效果，还是因为我最近阅读学术著作较多，只要看到价值判断都喜欢问作者论证何在，总觉得他更倾向一个“文人”而不是“学者”，也就是说更多的诉诸主观的激情，而少有理性的推理和论证，当然这也是杂文的特点，如战斗檄文召唤热血青年们去战斗；但对于我，似乎没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效果。
而他一再地对基督教文明、对基督教国家、对国内的基督徒的连篇累牍的赞颂，让人不禁感觉这是一本传教手册。他自己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，他明白自己对基督教文明的颂扬导致国内对他的认同度降低，但他还是坚持这一点，也算可钦佩，至少他坚持主张写文章要说真话，我觉得这乃是一个文人的最低的要求，但在当代社会也属不易。
我突然想到两个人，也许类型不同，但在青少年读者看来并无本质区别：韩寒和郭敬明。他们应该是当代年轻文人“玩个性”最典型的表现，而韩寒至少活得很好，他坦然自己玩文字，坦然自己就是要赚钱，不是写文学，他整天唠唠叨叨自己赛车的输赢，但至少还得了不少奖项，他自愿脱离那个《三重门》的自己，脱离文学，走向他向往的边缘的生活，但是他在自己的梦想中活得挺好；郭敬明就差得多了，写不出东西来还要抄，想赚钱还要遮遮掩掩，可谓连穷酸文人都算不上，成了一个让人提到就皱眉的“现象”，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只是一个“现象”。
某种程度上，大众眼中的两个余杰跟这两个人也有很多相像。我宁愿阅读一个疯狂的倾诉自己内心的杂文家的书，他激烈、犀利、目空一切，他的笔尖如闪电将古树与枯木一齐点燃，我们可以嗤笑他的轻狂无知，我们可以对他的观点不屑一顾，但至少他是在说真话，敢于讲自己的真话说出来的文字，才是如余杰自己所说，是超越自己、达到理想的界限之外的一种方式。我不愿一个人写文章娓娓动听，感人至深，但却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，一切只为了讨好和迎合，只为了博取更多的同情或支持，这种人写的东西不用奢谈文学，连文字都算不上。
但是，我刚刚读了一本余杰的书，还不知道他到底是自己宣称的说真话的人，还是借着说真话的招牌讨好各方的小人。他说“我的梦想在燃烧”，我却不知道他要说的，是燃烧的光芒，还是灰烬。所以，我选择继续读下去，我觉得此人还算有点意思。